
大 B 细胞淋巴瘤是一组临床和生物学差异极大的侵袭性淋巴瘤。标准治疗方案下,有约三到四成患者会复发或治疗无效。
目前临床上主要靠细胞起源(COO)把它分成 GCB(生发中心 B 细胞样)和 ABC(活化 B 细胞样)两型,两型的转录程序和预后不同,但该分类只捕捉了异质性的一小部分。基因组分型(如 LymphGen 的 MCD、BN2、N1、ST2、A53、EZB 等亚型)进一步把肿瘤分得更细,但聚焦的是”肿瘤自身”的基因改变,而肿瘤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。有效的预后标志物仍有待挖掘。
既往单细胞研究存在样本量偏小、恶性细胞注释不一致、与基因组/临床数据整合不全等问题。近期发表于Blood杂志的一篇研究——“A single-cell atlas of large B cell lymphomas reveals distinct malignant archetypes predictive of clinical outcomes”——旨在补齐这些短板,并回答一个核心问题:恶性 B 细胞本身所处的“细胞状态”,能不能成为预测疗效和生存的新标尺?

收集了 63 例大 B 细胞淋巴瘤冻存活检,绝大多数为弥漫大 B 非特指型( DLBCL,NOS)。所有初诊患者(44例)均接受了利妥昔单抗为基础的免疫化疗,其中约一半(22/44)实现了 24 个月无事件生存(EFS24),EFS24作为判断预后的关键分组。
通过单细胞转录组测序+BCR测序+TCR测序(scRNAseq+scVDJseq)构建肿瘤组织单细胞图谱。先在每一位患者内部对恶性 B 细胞单独聚类,再用秩偏重叠(RBO)度量不同患者簇之间标记基因的相似度并跨患者合并成“元簇”;随后分别用两套独立的整合方法交叉验证,最终得到 5 个稳健、跨患者反复出现的原型(archetypes)。
然后作者又把这套单细胞图谱当作参考,通过 BayesPrism 反卷积去解读 Schmitz 真实世界队列和 GOYA 临床试验的 bulk 测序数据,并训练了一个 64 基因分类器。


单细胞测序得到的这些细胞被划为恶性 B 细胞、正常 B 细胞、T 细胞、NK 细胞和髓系细胞五大类。研究发现,无论处于初诊、复发还是转化阶段,恶性 B 细胞在肿瘤里所占的比例都没有显著差异(p=0.4167)(图1F)。说明疾病阶段和“肿瘤里恶性细胞占多少”并不挂钩——真正的差异藏在细胞的状态里。

图1
把每位患者内部的恶性 B 细胞拆开看,会发现每个肿瘤都包含多个转录上各不相同的亚群。跨患者用 RBO 相似度把这些簇对齐后,最终归纳出 5 个在不同患者间反复出现、相对保守的「转录原型」,每一个都对应一种正常 B 细胞的分化状态。
这里有三个关键性质需要注意。第一,绝大多数肿瘤同时含有多种原型,只是比例因人而异;第二,原型是与 GCB/ABC 这一层「正交叠加」的新身份——同一个原型在 ABC 样本里会同时表现出 ABC 特征,在 GCB 样本里表现出 GCB 特征,二者不冲突;第三,原型的比例与克隆的拷贝数变异(CNV)无关,即它们更多代表“不同的细胞状态”而非“遗传学上不同的亚群”,提示这是由转录可塑性、而不是硬编码的基因突变所驱动。


图2
作者比较了达到与未达到 EFS24 的患者:原型 4(记忆 B 细胞样 + 静息态)在未达标组中显著富集( p=0.032),而原型 5 在达标组更丰富。Kaplan-Meier 分析进一步证实,原型 4 占比高(以 45% 为界)的患者,无事件生存显著更差。
这一结论在两个完全独立的队列里被验证:通过 BayesPrism 对 Schmitz 真实世界队列和 GOYA 临床试验的 bulk 数据反卷积,原型 4 高的患者免疫化疗后的无进展生存(PFS)同样显著更差,在 ABC 型亚组中尤为突出。
作者还把原型比例聚类成三个亚组——Arch.4.High(多为 ABC 型,预后最差)、Arch.3.High、Arch.2/5.High(多为 GCB 型、含 EZB 遗传组,预后较好),并训练出 64 基因(34 个预测因子)的多项分类器,可在外部队列复用。

图3
作者把微环境的分析重点放在了 T 细胞上。TCR 克隆分析显示,CD8.Effector.ENTPD1 这群细胞(高表达 PRF1、KLRD1、LAG3 与编码 CD39 的 ENTPD1)拥有最大的克隆扩增,说明它们正在肿瘤局部积极地参与免疫应答。轨迹分析进一步刻画出一条从初始到终末分化的 CD8⁺ T 细胞连续谱,终末分叉为 CXCL13、IFNG、ENTPD1 三支。
与恶性原型相呼应的是:这群终末 CD8.Effector.ENTPD1 在 EFS24 达标组比例更高(p=0.012),比例高的患者生存也更好。把“恶性原型”和“免疫比例”联合起来,作者还划分出 4 个多细胞生态系统(MCE),其中原型 4 高、同时 ENTPD1⁺ T 细胞低的 MCE_4 预后最差——恶性状态与免疫微环境的联合作用,在这里得到了直观体现。

图4
研究结论
这项研究的核心贡献,是把看待淋巴瘤的镜头从「静态基因突变」转向「动态细胞状态」。这五种原型在遗传背景迥异的肿瘤中反复出现,提示它们是淋巴瘤演化的”管道化(canalized)”结局,契合经典的表观遗传景观概念。
它还提出了一种新的耐药解释:复发的根源,可能正是那些不增殖、对化疗不敏感的静息态细胞(原型 4)(类似急性白血病中的休眠细胞逃逸化疗),而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克隆选择或突变驱动耐药。相应地,原型 4 涉及到的 RAC2等分子,或可成为用药突破口;而缺少 CD8⁺ ENTPD1⁺ T 细胞的肿瘤,则可能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、CD40 激动剂等增强 T 细胞终末分化的策略中获益。
落到临床,作者提出的这套基于恶性细胞状态量化的框架,特别是 64 基因分类器,有望成为常规 ABC 型患者风险分层检测的基础,指导更精细的风险适配治疗。
文献来源
Baaklini S, et al. A single-cell atlas of large B cell lymphomas reveals distinct malignant archetypes predictive of clinical outcomes. Blood. 2026 Sep 17:blood.2026033056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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